城市规划的下一个三十年（2014-3-6） [返回]

发布时间：2014-03-06          资料来源：《北京规划建设》2014年第1期

城市规划是一个基于远见的学科。

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负责解释工作。在文化部举办的文物界知名人士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面斥吴晗：“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那是在1953年5月。2004年9月，“假古董”永定门竣工。这就是规划师的远见！

在今年的学会年会上，我参加了清华牵头的“美好人居与规划变革”论坛。在发言中，我提到：

“当初吴先生提出广州要编制一个战略性的概念规划。其实行业里谁也搞不清这个规划是什么，怎么搞。实际上，广州概念规划在当年的全国优秀城市规划评选中，只获得了二等奖。可现在大家回过头来看，谁还记得那一年获得一等奖是什么？这就是远见！”

规划协会每年都会评选当年全国优秀城市规划项目。这项活动已经成为学科的技术标杆。但作为一个靠远见生存的学科，规划项目的意义，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其学科价值。后人的评价，往往比当事人更清楚。为此，我曾建议石楠，规划学会可否另起炉灶，专门设一个奖项，评估十年以上项目或个人（类似诺贝尔奖）。

城市规划的好坏，首先取决于我们对一个城市的未来判断。同样，我们这个学科能否长久持续，也取决于我们对自身方向的判断。今天的城市规划之所以成为一个三十年前根本不敢想象的“显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规划前辈当初对学科方向的正确判断。

三十年间，我们不仅赶上了我们曾经从属的建筑学科（比较一下建筑学会和规划学会年度大会的规模），而且兼并了从经济地理、城市环境、甚至园林景观等一大批周边学科。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学科需要同样的远见。学科的外部环境，市场需求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今天轰轰烈烈的主流规划，十年后可能一钱不值；现在看不上眼的旁门左道，反而可能代表了未来的方向。在城市规划学科快速崛起后的三十年，我们迫切需要像我们的前辈规划是那样，重新定位学科的方向。

我们学科目前面临的******变局是什么？

2007年，我去参加深圳新一轮总体规划研讨。我就在会上提出：

“深圳新一轮总体规划是第一个从城市管理增量到存量的总体规划，我们以前所有的总体规划都是思考怎么管理增量，深圳前几版规划之所以成功也是这一条路走的比较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一轮深圳总体规划应该是一个非常创新的规划，既然要做全新的规划，原来我们的城市规划编制方法就要准备放弃，能用则用，不能用就不用，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关于怎么管理存量，城市规划并没有什么新的工具，需要我们学习大量新的知识，要涉及到别的领域。”（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简报2007年第7期（总第9期）2007年6月20日）

在当时，我还认为深圳总规只是个别案例。但到了2010年年会时，我开始意识到存量规划很快就会变成各个城市需要面临的普遍问题。在规划局日常审批中，存量规划有关的规划内容正在急剧增加。2010年，我在重庆举办的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发言的题目就是：“城市规划转型：从增量规划到存量规划”。几年下来，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一趋势比当初相像的到来的更快！

当初提出这一判断时，规划界还沉浸在过去三十年增量规划非凡的成功之中。中国规划师无意间参与到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造城运动。即使初出茅庐的规划师，都有机会参与国外大师们做梦都梦想的城市规划项目。不仅参与设计，而且在有生之年看到建成，这样的年代在我们行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因前所未有，很少有规划师意识到，我们城市的存量部分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超过增量部分。2011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就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2013年刚刚闭幕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6大任务，基本上都是关于如何管理存量的。

但恰恰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学科知识还处于分散、探索阶段，没有储备好成系统的规划工具。

城市化的权威或成功，很大程度上源自前辈规划师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两证一书”。没有这个工具，城市规划就什么也不是。无论它有多么高深的理论，最多只能成为大学里的点缀。但“两证一书”基本上都是为了管理增量设计的。一旦竣工验收，开发商拿到土房局的房产证，城市规划再也无法影响城市的变化了。

在存量部分，私自翻改建、加高加胖，甚至改变用途，都无需再经规划核准。地下空间就更是如此，地下管线管理时基本无需“两证一书”。可以说，存量部分的规划管理，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要想管理好存量，规划就必须设计一系列类似“两证一书”的制度工具。这就需要和其他部门协调。比如厦门之所以管得住一部分功能变更，乃是因为消防规定规划必须作为他们的验收前置。而部队建设之所以管不住，就是他们只要征求地方意见后，建成什么样地方就管不了了。因为他们无需对方验收，发产权证。规划管理增量的优势，来自于空间设计的学科专长。但在管理存量时，这些优势不复存在。谁能更好地设计制度，谁就会在管理存量中获得发言权。

上周，我在宁波参加副省级城市规划局局长会议。深圳土规委副主任薛峰提到，深圳在旧城更新中，发现法定图则中的规定大部分都是无用。很大程度上，这些规划非但没有帮助我们，反而成为我们自造的桎梏。现实中的旧城更新，一定是基于产权的讨价还价，而不是按照增量规划那样，基于城市设计确定规划指标。

当初我反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就是因为这类规划完全不考虑产权，基本上都是基于空间判断的所谓“科学”规划。现在，我们发现，当我们要将一种用途转换的另一种用途时，基于空间设计的工具几乎完全用不上。当我们发现制度设计（规划更新的规则）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工具时，我们才意识到，在这方面，规划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

10月26日，香港大学建筑学院为了纪念已经去世的前院长黎锦超（Eric Lye Kum-chew）先生，举办了一个学术活动。现任院长，我在英国时的博士导师Chris Webster教授要我做一个报告。我选的题目就是“从空间设计到城市设计”。在我看来，城市规划以空间为主导持续至少30年了（算上改革开放之前就更长了）。当初，包括黎锦超先生在内前辈规划师选择了正确的方向，极大地推动了港大乃至内地学科的发展。

现在，新建区和建成区比例的逆转，空间设计所占的比例急速下降。规划的主要委托人--政府，正在从一个“开发商”转变为“物业公司”。规划行业的重心和方法也亟需随之改变。但业内很多人并不情愿承认这一点。（事实上，就在这个研讨会上，严迅奇就认为，我们行业的好日子才刚开始）。

对趋势的判断很重要。如果现在学校里的这些学生一出校门，所学的东西就过时了，那将会是很可怕的事。作为基于远见的学科，规划对自己首先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真到发现“好日子”结束的时候，城市规划就只能是一个在后悔中怀念过去美好时光中等待老去的学科。

再过十年，现在城市规划总图很可能会从现在的规划色块，转变为改变色块--怎样从一种用途变为另一种用途。实际上，这些已经是城市规划局正在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到那时，传统的空间设计、工程设计如果不能说完全没用，也已经退到非常次要的位置。城市制度的重要性将会取而代之。

鼓浪屿曾是全福建，甚至全中国最发达、最富裕的城区。但现在却急速衰败、变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维系当年鼓浪屿高水平公共服务的城市制度瓦解了。一个城市，就像一个楼宇。随着产权越来越复杂，城市衰败的制度基因，也就随之植入。如果不在一开始就把制度设计好，今后的更新就会非常困难。

我的导师是少数意识到这一趋势的学者。他为港大论坛所撰写论坛主题介绍中，清晰地刻画了这一趋势--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有远见的学科思考。为了三十年后的规划师们还能看到今天规划师的洞见，我把这篇短文辑录如下，与同行分享。